从"参股"到"控股":毛泽东"神算"夺取政权

“爬坡”与“下坡”：吸取江西中央苏区之教训

中共中央在“双十宣言”中虽然发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但并不等于说成立联合政府已摆上了议事日程，这只是中共与各党各派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向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还说，从现在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变化，有利于我们。革命的长征已经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但战争仍是长期的，这样大的国内敌人和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战争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些。

在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仍认为条件不成熟，会议为此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中国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的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二、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这说明，毛泽东一方面科学地预见中国革命的高潮将迅速到来，中共即将迎来执政全国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当年在江西时期过早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面积人口都很有限，虽然模仿苏联组建了政府的各个部门，但这些机关有的仅具有象征意义（如外交人民委员会）。既然已是一个“国家”，自然就有了相应的疆域，作为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红军，就承担了守卫疆土的责任。如此一来，使原本灵活作战，尤其善于运动中歼敌的红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堡垒政策无法进行外线作战，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自身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会乘机占领苏区（这将意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没有固定的疆土了）而不敢离开根据地。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就已经不单是从军事上打破敌人“围剿”的问题，而是在反“围剿”的同时，必须千方百计扩大这个共和国的疆域，至少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共和国的疆域。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冒险主义，反“围剿”后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主义，都是由此而来。正因为害怕这个共和国的丧失，故而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患得患失，既不敢大踏步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亦不敢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在越来越被动的形势下，要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唯有战略转移即长征一途。历史证明，过早地建立中共领导的全国政权，并不利于革命进程的推进。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进一步提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

虽然中共中央并不打算在1948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但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向前发展，中共还是开始了执政全国的准备工作。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与中央工委会合途经山西临县三交镇时，曾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是我们“爬坡”到顶点，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在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同月，刘少奇在中央工委会议上也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准备和争取全国的胜利，不应只在口头上、思想上、精神上来准备，而且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准备。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共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此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北上进入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