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医生叶如陵：普通人能为时代做些什么

“舍与得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舍不一定是失去，而是另一种更宽阔的拥有。”

——叶如陵

这是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充满智慧的时代，这是充满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前方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正奔向天堂，又或者南辕北辙。”

狄更斯的断言似乎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实际上，无论好与坏，一个时代都在拷问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智慧还是愚昧、信仰还是怀疑、光明或者黑暗、希望抑或失望，很多时候不是一种确定的性质，而是一种倾向，就像一个向量。能控制它方向的是每一个拥有选择权的人。

叶如陵，1940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64年从南京医学院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1969年毛泽东、周恩来号召青年人为偏远地区服务，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单纯的叶如陵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且选择了最艰苦的西藏，积极投身时代的大潮。他对当时还在交往中的妻子说：“我要去西藏，如果你不愿意去，那我们只能分手。”妻子也同样坚定：“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跟你去西藏。”

这样一个选择，改变了叶如陵夫妇的一生。

1970年，叶如陵等一行六位医务人员被安排到西藏昌都区的马查拉煤矿，受命建立医务所。那是西藏东北边境上的山区，海拔5200米，“往北翻过山就是青海玉树，方圆百里之内没有人烟。只有夏天牧民会把牦牛赶到山上来。”除了高原反应和种种不适，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让人仿佛置身孤岛。“那时候，一个月下山一趟，从山下把一个月前的报纸拉上来。”

面对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很多人选择放弃。“没干几个月，就以高原反应等疾病为由申请回到了内地。当时援藏工作者里有一句笑话：做得好，走不了；做得坏，走得快。”叶如陵的身体也同样经受考验，可是至今不认为在西藏这么多年的生活给身体带来了什么恶劣的影响，他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调整好了，心情愉快了，一点影响也没有。有去过西藏的人，说起那里环境的艰苦、身体的不适，都有一种恐惧心理。我却热爱西藏，我喜欢那里的生活，想起西藏都是愉快的回忆。”

在马查拉煤矿的工作的三年中，叶如陵的妻子回北京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叶楠，不久后又回来工作。因为担心断奶时出现依依不舍的痛苦，孩子从一出世就是吃的米糊。而且由于户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叶楠的口粮也很成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凭借粮票人们都只能勉强吃饱。而叶如陵夫妇则要从自己的粮票中省下一些来寄回北京给孩子吃。何况他们在高寒地区，消耗较低海拔地区更大。孩子还要做衣服穿没有布，当时的援藏物资政策上不允许回流，他们只好把买来的布缠在身上，带到成都再寄回北京。提及当年种种艰辛，时隔四十年，叶如陵依旧感概万千。在女儿成长教育过程中的缺位，叶如陵曾经感到不安和担忧。“好在老人们非常慈爱，他们虽没有什么文化，但就是身教。有一次，叶楠放学去同学家玩晚了，她姥姥大冬天披着大棉衣在巷子口等着。叶楠回家看见了这个场景，一下子就哭了。从此去哪里都先跟家里说好。”

一个人的付出和成功，背后往往是一个家庭默默无闻的支持和奉献。

正是遇到家庭的种种困难之时，叶如陵在西藏服务满三年，当地领导希望他继续留下来。而几乎所有来西藏服务的人这个时候都选择了回去。似乎找不到太多的理由来解释叶如陵夫妇当时的决定：留下来。只能说，这就是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了先人后己，选择了奉献，选择了更多的付出。而且这个选择一辈子没有变。 从煤矿下来之后，叶如陵被调到西藏人民医院。“那时的人民医院只有大内科、大外科、儿科和妇科，其余一概不分。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看到这种情况，叶如陵说，他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感，“人民医院已经是西藏最好的医院，如果我们这里说治不好，相当于宣布了患者的死刑。因为老百姓一般都没有条件到内地寻找更好的医治。”这个朴实的想法始终激励着他努力提高本院医疗水平。

叶如陵大学里学的是整形外科，到人民医院工作之后，发现这里由于恶劣的天气、粗糙的路况，交通事故特别多，脑外伤病人也就特别多，可是这里竟然没有脑外科。“当时那些脑外伤的人来一个死一个。我就想，这样不行，于是我就开始自学脑外科。”医者仁心，本着治病救人的心愿，叶如陵又一次调整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他借来头骨标本，利用值夜班的空闲时间开始研究、做解剖，后来被院长撞见，开始还误会他在不务正业，得知他的想法之后，鼓励道：“好好干。”一个月之后，便派他到上海进修一年脑外科。

在人民医院工作十年之后，一次会议上，院领导“突然宣布”叶如陵为业务副院长，令他惊诧不已。这个任命实至名归，却又是一心埋头钻研、踏实做事的叶如陵并不曾想望的。

叶如陵在西藏行医30余年，救死扶伤数不胜数。许多老百姓心中都记住了这位朴实热心的叶医生。“我走在拉萨街头，到处都有人跟我打招呼。有时候别人老远的叫叶医生，我根本不记得那是谁。”说起这些，叶如陵笑得特别开心。“这些事情就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有价值。”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叶如陵还会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关怀那些治病遇到困难的患者。有一位不幸被机器卷伤头皮的藏族女孩，叶如陵将她从危急状况中抢救过来，并且专门抽时间带她赴上海做整形手术（当时西藏没有那样的医疗条件）。这名女孩非常感激，叶如陵退休回北京之后，每年春节，她都会汇两百块钱给北京的“叶叔叔”，12年来从未间断。

退休之后的叶如陵，很快又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社区医生。他将北京红十字会捐赠的爱心小屋建成了社区医疗室，为社区居民提供医药咨询、健康咨询、量血压等医院照顾不到的医疗服务。他说自己的这个医疗室是作为“医院的延伸”，通过完全义务的方式，“为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推动医改尽一份绵薄”。对于社区居民常常遇到的问题，比如，“要不要挂专家号”、“看中医还是看西医”等，叶如陵都以自己多年医务工作者的经验给出建议：“挂号难，挂专家号更难，第一次看病的不用挂专家号，因为第一次去上哪里看都是先做检查。你拿着检查结果，以后再去找专家就好了。”“中医适合看慢性病，可以调理身心；西医对一些急性病见效快。”叶如陵说，自己既了解医院的情况，又知道老百姓的难处，最知道人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来做这个最适合。

除此之外，叶如陵还多次担任志愿者，曾为奥运会、世博会等服务。他今天愉快、充实、满足、神采奕奕的生活状态，已经用自身的实践告诉了世人，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中能够做些什么。这里并没有太多深刻复杂的大道理，就如叶如陵所说，“一个人要生活得幸福，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价值。而要做到奉献，第一是需要知识，第二是需要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