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无会：今年夏天这里静悄悄 你懂的

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8个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后直接在中南海领导运动，也不再来北戴河。在1966年，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中央机关内也卷起相互攻击、揭发和贴大字报的风潮，以致“当权派”们几乎人人自危。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时，到北戴河避暑根本无从谈起。原来设立的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取消。北戴河的暑期办公制度就此中断了18年。

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革”被否定，大批曾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得到平反，中央和地方的疗养院又重新收归各个部门，过去的疗养制度又逐渐恢复。一些年事已高的中央负责人在夏天到北戴河半休养半办公，国内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重要决策又开始和北戴河有关。

1983年“严打”决定出台

1983年严打

1983年全国治安形势严峻，公安部7月16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17日，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到达北戴河海滨，19日上午邓小平和刘复之谈话，拿着报告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

邓小平提出三年内要组织三次战役，“严就能治住。”

在北戴河几次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还肯定了农村改革，并向外国朋友展示了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其时，有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兴建特区表示担心，邓小平对此表明了鲜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