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疯子研究生这样搅动世界：远征伊拉克

刘拓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其虽然身处消费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的洪流中，却能不为所动、不改初衷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钻研中。这样的理想主义，以及求知的渴望和探索精神，正是当下大学所迫切需要回归和重拾的。

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如是解释弃医从文的缘由，“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同样的逻辑，换一种语境，“凡是大学，即使培养出数量之巨的富豪、政治家，也并非其获得学府之名的最有力筹码。因为大学的第一要著，是在于改变已经被消费主义吞噬得体无完肤的学生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正是理想主义。”

值得忧虑的是，扮演理想主义唤醒者角色的高校教师，要么不务正业大搞权色交易，要么大言不惭地喊着“40岁之前没有4,000万别来见我”，掰着手指头盘点着母校培养了多少富豪。如此氛围，又何以期待更多“刘拓们”的出现？何以期待大学回归求索求知的本质？虽然抛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概念的钱理群，已于不久前进入养老院终老，但他留给北大，以及中国高校的反思，才刚刚开始。如若愿意，反思不妨从珍惜身边每一个如刘拓那般的理想主义的“疯子”开始。

乌托邦时代，为了未来否定现在；功利主义时代，为了现在舍弃未来。怕只怕，我们“为了”的现在，终究是苍白、毫无质感的；而我们“舍弃”的未来，也早已成为一片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精神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