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民国三十年)1月,在抗日战争中,哈尔滨附近王岗伪空军第3飞行队起义战斗。 ... [详细]
您父亲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大压力,他是如何克服这些阻力的?
万伯翱: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他确实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父亲曾经对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嘛,我的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经历是在铁道部和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斗争太激烈了,你们作家拿来创作可以写出很好的故事。”
父亲到安徽后,亲自到农村去调研,他轻车简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农村最真实的情况,当他看到农民家徒四壁,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农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见他,因为兄弟几个共穿一条裤子。父亲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农民还过这么苦的日子。他决心要让农民吃饱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过年了,父亲主持农业部门放仓借粮给每户农民发5斤面过年,父亲说,就是杨白劳过年了也得借两斤白面,给喜儿买两寸红头绳过年,他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
1977年,极左思潮仍然盛行,当时有人认为,父亲主导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是跟大寨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但父亲就是大胆,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改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徽的改革,父亲不理会,说,“你走你的阳光大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底下的县委干部害怕了,拿着《人民日报》去问父亲,还要不要坚持包产到户。父亲说,老百姓是问县委要粮食呢,还是问《人民日报》要粮食?要是秋后《人民日报》能给你粮食,你按照它的办,否则你就按照我的办。
他没有动摇过吗,不担心再次被打倒?
万伯翱:你说我父亲压力大不大,被人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刘少奇被打倒的五大罪状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当时极其严重的罪名。父亲做好被打倒的准备,他曾经跟母亲说:“大不了我头上的乌纱帽不要了。”但他后面还跟了一句:“我若被打倒,人民还会给我平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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