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子女：父亲骂我仗势欺人 可不成了国民党

我的大哥伯翱从小聪明顽皮，生性好动，爱运动，在中学打乒乓球曾获得二级运动员称号。大哥爱交朋友，小学时就成为孩子头，不少人愿意跟随他，围着他转，跟着他玩；也有不少小朋友到家里来找他玩，有时也在家里吃饭。奶奶经常说他：“你横拉骡子竖拉驴，满眼尽朋友。”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大哥有时会犯些儿童难免的错误。如果被父亲抓住，一定要召开家庭会议。主要教育大哥，全体孩子陪听。

大哥17岁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父亲坚决响应号召，决定让读了高中的大哥去农村劳动。临行前，父亲召开家庭会议，特别真诚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认真改造思想，当合格的革命接班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只有和工农相结合，才能有出息；农村是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有作为。还说，高尔基也没上过大学，最后当了文学家。极少题字的父亲最后还给大哥写了8个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大哥到河南西华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园艺工人，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一干就是10年。那时他每月工资26元。第一个春节，大哥想回京过年，父亲坚持让他在当地与群众一起过年。当时，农场的人都各自回家过年，食堂也不开伙了。风雪交加，没有一个亲人在跟前，真不知大哥是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春节的。

后来听大哥说，春节期间他住的房子被大雪压塌了，差点儿把他砸死。奶奶想孙子流泪不止。我和大哥从小一起长大，从来没有分开过，看着大哥留下的空床，想着他独自的凄苦和无望的前景，我每次给大哥写信都泪流满面。然而，父亲还是让大哥坚持住。

大哥终于坚持下来了，在农村劳动整整10年，不怨不悔，无私奉献，还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典型人物，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由于表现出色，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被部队选中入伍，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又经数年，调入北京炮兵某部工作，这才回到离开20多年的北京。

大哥在河南待了20多年，大嫂在河南郑州铁路局工作，为解决大哥大嫂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有热心入帮助大嫂及孩子，通过组织联系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一切都已联系妥当，只差一纸调令。就在这时，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向父亲汇报工作时说：“我们准备把您的儿媳妇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解决一下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

听到此话，父亲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我的意见是不要调，谁调她来谁犯错误。”

父亲时任铁道部部长，说话权威。他的一句话就吹掉了大嫂进京的美梦。大嫂在郑州工作多年后，自己想办法调到深圳，读了大学，分配了工作，至今也没有进京。

我们家的非党群众

父亲当了副总理后，对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他曾对我说：“通过你们办事，能成的也不能让它成。如果都成了，你家就成衙门了。”

不过也有破例的事情。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邱会作有一个儿子叫邱路光，在部队表现不错，邱会作出问题后，部队让邱路光复员。他从北京参军，根据政策，复员回京应不成问题，但因他父亲的问题，北京方面不敢接收。邱路光复员后无法上户口，无法安排工作，生活也没着落。邱路光找到我，说出他的困境，希望我父亲能解决他的问题，给一条生路，并写信给父亲让我转交。我斗胆冲破禁令向父亲反映了邱路光的情况，递上求救信。没想到，父亲看信后很快就作出批示，让有关部门解决，还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共产党不能搞株连。”有关部门接到父亲批示，很快就为邱路光办了户口手续并安排了工作。

父亲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后，对我们要求更严，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父亲从不护犊，我们如果有违规犯法的事情，肯定是罪加一等，严加惩处。我当时在中信公司法律部当律师。有一次，父亲在中央的一份有关治安的简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广东有一犯人交代，某年某月某日，在广东某宾馆，他给了赵紫阳的儿子、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的儿子及万里的二儿子每人5000美元。这本来是件无中生有的事，某年某月某日我根本不在广东，更不知道某宾馆在何处，当时我还不认识赵紫阳和荣高棠的儿子，我也不认识这名案犯。

别人的两位家长可能问过儿子，知道根本没有此事，因此不加理睬。唯独我父亲，不找我核实，大笔一挥要求严查我，并加上“如情况属实严办”等词句。

我们单位领导很重视此事，由党委书记、部长唐克亲自挂帅主持严查，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甚至把我的照片拿去让犯罪分子辨认，把我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他指认谁是万老二。他根本不认识我，也不知我叫什么名字。经过严格的调查取证后，终于洗清了我的罪名。单位将调查情况及结论材料上报中央，父亲得知后才没有对我再加追究，也不解释，不了了之。我终生感谢唐克部长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使我蒙冤。三妹淑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父亲，他们对父亲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父亲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淑鹏的领导听后一脸茫然，不解其意。淑鹏的领导以后再也没有培养淑鹏，淑鹏始终没写入党申请书，父亲也始终没有过问。淑鹏直到退休还是个白丁，始终没有入党。

淑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父亲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父亲当年是自觉参加革命，主动找党的，他不懂入党还需要人特别加以培养和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