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为何放弃对日本侵华战争索赔？

福田首相也发表讲话说：“这次缔约不仅对日中两国加强和发展日中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反映了两国希望为亚洲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共同愿望。”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和批准的当天，日本裕仁天皇还特意会见了邓小平，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会见在皇宫正殿举行。会见充满着友好的气氛。日本裕仁天皇对邓小平副总理在百忙之中特意抽空来日本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的批准书仪式“感到特别高兴”。天皇从战争责任这个角度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并且深表歉疚地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也“有过不幸的事情”。对此，邓小平表现的是一个大国领袖的风度，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很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

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这三条理由的确代表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真实想法，它既包括了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在原因、外交策略，也有客观上存在的对日索赔的困难。

从内在原因来看，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时是把人民和统治者严格地加以区别的，具体对日本而言就是把日本人民和过去的军国主义者加以区别。这样，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为，如果让日本对华进行战争赔偿，最终的负担必将落在日本人民身上，使无辜的日本人民背上战争赔偿的负担，这是中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

从外交策略来讲，70年代初，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苏联。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非但如此，苏联还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加紧与美国争夺日本，企图在战略上全面包围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讲，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必将有利于对苏联的牵制，减轻其对中国的威胁。鉴于当时日本国内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力量还很有势力，如果中国坚持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势必在客观上助长反对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势力，不利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大目标。

此外，自从1952年日台签订和约以来，日本与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官方”关系，使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有相当活动余地，如果我们通过放弃对日索赔，争取日本与中国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必然要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这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无疑也是有利的。因此，从外交策略上看，放弃对日索赔既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但非常遗憾的是，中方昔日的大度并未换来日方的多少现实回应，今天的中日关系就是很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