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中共谍战要求很多：不许收买、色诱、暗杀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能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四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同样易于得情报

国民党在大陆无论公开或隐蔽战线都打了大败仗，以致于丢了江山逃到海岛，其原因在当时可谓有识者尽知。自古人称“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私下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如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浙江奉化老家反省，便“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后台老板美国也不讳言此点，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便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