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国和平崛起 需理性估计美国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