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第一淫书:一女青年看了之后开始找男流氓

传抄《少女之心》，在当时是有风险的，不过是视“情况而定”，有着变通的余地。朱大可有一位女同学看《少女之心》被老师发现，老师问她书从哪里传来的，朱大可当时还很义气地站出来承认，说是他车上捡的。“后来那个老师看我还挺讲义气的，就没有追究，也没有追究到我的学校，我是侥幸逃过去的，相当幸运。那个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相对比1974年管得松。”到了80年代，朱大可开始得到一些《少女之心》的收藏本，“有些人直接给我了，他们的兴趣似乎在减弱，最先读到《少女之心》时紧张传递的情景并没有继续发生。”不过，在当时读过十几个版本《少女之心》的朱大可，从来没有想过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这在当时是一个谜团，现在也是。

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勍读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过一个电话，称他有一个亲戚是山东一个检察院的干部，办过这个案子，“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很兴奋，《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个谜，我当时和白士弘极力想找到作者。于是，我赶紧再和对方联系，但是他提供不了这个资料，我说我可以马上赶往山东，见那个检察官，他后来就不和我联系了。”

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