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若继续仇恨中国人民 精神上就永远是侏儒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语）的情景令世界耻笑。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比上一场战争更为酷烈。它是循清朝灭亡明朝的旧路这么做的。听父辈说，在我的家乡，日本人设哨卡，中国人经过时，日本兵伸到人胸口摸一摸，发现心嘭嘭乱跳的，牵到一边，一刀砍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杀得天地为之改色。南京大屠杀之前，中日双方的战斗还是胜负之战；南京大屠杀之后，双方已是生死之战。日本军阀惊讶地发现，仅仅过去40年，这个大陆种群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悲惨，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情景改变了：一种是坚强，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特别是共产党员，内心极其强大。起初日本人并不在意，在打了一段交道后才引起重视。史料表明，日军曾煞费苦心研究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比如，凡听到别人说话就起立者，不是党员就是干部；询问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国某年”者，多是党员，并受过教育。日本人对共产党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伟大对手的传统。日军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军战士跳下悬崖的壮举，肃然起敬。日军排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一个军曹的号令，向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杨靖宇将军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在天地间回响。它让人触到了信仰的力量。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精神一变天地宽。中华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拨乱反正，它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就显现无遗。这一点，日本就显得局促多了。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就连最著名的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涌起一缕乡愁。这是一缕文化的乡愁。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语言不通，但可以通过笔谈沟通，而我们与很多少数民族就不行。这说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国的下游。抗日战争，中日两个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对决外，就是在格局上对决。中国重新成为日本的老师。日本是个岛国，眼光不开阔。毛泽东的眼光则掠过千山万水。毛泽东看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始终是攥着拳头对付中国的，而中国却如张开的五指，极易折断。中国不能产生合力的深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耕文明，自给自足。只有个人，没有集体；二是精神世界封闭，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于团结。《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团结的冲锋号。它至今仍是我们的国歌。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是最华丽的乐章。毛泽东还摒弃前嫌，果断地建立统一战线，国共开始合作。中国团结之日，就是日本衰败之时。日本军阀此时认为不能再拖了，于是匆忙发动全面战争。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军，但军事思想非常先进，连美军都派人到延安学习八路军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不仅是战争大师，更是战略大师。日本是一个强盛国家时，毛泽东坚决拒绝与其谈判，甚至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日本战败后，成了非正常国家，毛泽东反而主动与其交往。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他对抗大学员说：“我们‘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战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他提出“论持久战”，是精神上的长征，也是大战略。毛泽东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战争风云大势的，能够高屋建瓴地抓住问题本质，而他手下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待战争。他们的战争智慧，体现在对战争细致过程的见解上。刘伯承、彭德怀起自行伍，有很深的连排长情结。他们对局部细节的追求，完全是一种连排长的眼光。毛泽东善于把大仗当小仗打，他们善于把小仗当大仗打。理解一个士兵，懂得一个排长、一个连长，也能赢得一场伟大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