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军"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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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扫荡”中惨无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惨案，甚至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千米、南北宽40余千米的无人区。如1941年1月，日军血洗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焚烧房屋千余间。1942年5月至7月，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日军残杀、伤害、抓走群众高达5万多人。当时的华北地区，呈现出“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惨景。

“三光政策”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惨重的损失，最困难时根据地面积缩小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还变成了敌占区，人口也由5000万锐减至25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至34万。敌后抗战进入到极端困难时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总司令撰写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敌后经济的特点，是敌人的封锁和毁灭政策。在封锁方面，则隔断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隔断城市与乡村的来往，在毁灭方面实行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口号，这种经济上的封锁摧残，其为祸之烈，在敌后方显然比我后方要厉害得多。”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这一时期，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晋察冀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我党我军主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并做了更形象、更具体的描述与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刊登的《敌寇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运动》一文指出：“所谓‘三光政策’就是敌人每次‘扫荡’我根据地时，常挨村洗劫，将男女杀光，东西抢光，房屋烧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军民无法安居，形成所谓‘无人区’。在实行‘三光政策’时，敌人特别注意对我生产工具与牲畜之破坏与掠夺，企图根本摧毁我生产，以饿死我军民。”“三光政策”作为侵华日军野蛮凶残、奸淫烧杀、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代名词，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家喻户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