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军"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二

1940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扫荡”中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暴行。24日，《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题为《粉碎日寇对华北“烬灭扫荡”的新阴谋》的社论，指出：“日寇称其近日对华北进行的为‘烬灭扫荡’或‘焦土扫荡’，其内容便是：逢屋便烧，逢人便杀；俾其扫荡区域，屋归于烬，人归于灭……日寇对华北的兽行，决不单是报复（注：指百团大战），也决不单是军事企图。而是在其‘和平攻势’失败而增加局部军事逼迫的策略下，直指华北八路军的。”当天该报的第二版还刊登了我华北军民痛歼暴敌，粉碎日寇“烬灭扫荡”，以及日寇在“扫荡”中所犯下的烧杀奸淫抢掠的种种暴行。这是我党在“三光政策”这一用语正式出现前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批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提出要“继续对中国进行压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今后“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并调集除关东军外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和“蚕食”。

据统计，1941年至1942年的两年间，华北日军组织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132次，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就达27次之多，有时在同一地区反复“扫荡”3至4个月。“扫荡”的伎俩更是五花八门，诸如“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梳篦清剿”“拉网合围”“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虽然日军在作战命令和作战术语中并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战”一词，而称之为“烬灭作战”“彻底的肃正作战（讨伐）”“彻底覆（讨）灭”“讨灭作战”等。但毫无疑问，它们“实际是非常接近、或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可谓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号称日本“三杰”的老牌侵华头子冈村宁次。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扬言“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此，他纠集日军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和伪军共7万余人，用其在朝鲜和东三省的“剿共”经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其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绝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