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再也绕不过军事挑战 要敢亮剑

后者在历史上，既是民族的勇士和英雄，又背负着维护王朝旧制的沉重包袱，始终无法逃脱孤独而矛盾的悲剧性历史命运。以至于，志士仁人“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忠魂颂，总是以商鞅变法横遭车裂、岳飞精忠报国而死于国、文天祥高歌正气却忧愤过零丁洋、袁崇焕热血卫国反遭食肉寝皮、林则徐禁烟御侮终被贬黜的奇异方式终场。它拖着长长的血泊延续于整个传统中国……

当年，钓鱼城“独钓中原”，作为历史上那个柔弱王朝的最后雄起，既留下了一座城堡的骄傲，也宣示了帝制时代一个政权和民族的悲哀。当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身陷大都监狱的文天祥，借杜甫诗悼曰：“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这是多么彻骨的孤独、遗憾、悲凉与无奈啊！

特别是，帝制中国制造“一人为刚万夫柔”的社会局面，把崇文抑武推向顶峰，使先秦“好兵”传统销蚀殆尽，更成为近代中外军事传统分流，导致中国日益积弱、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国横遭日本欺凌。当大清学者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自嘲时，却惊异地发现，来自日本的读书人居然多身佩刀剑，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中国读书人震惊之余，也许不曾意识到，这恰恰是几千年前弥漫于华夏大地、体现在孔子、屈原等“士”人身上的文人武士精神！

正是有鉴于此，当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904年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呼唤国人重振尚武、武士精神，奋起拯救中华。

伟大的民族，是那陷于历史最低潮、甚至面临灭亡，却总能在风雨飘摇、血泊矢雨中，依靠自身力量重新站起来的民族。

1927年，朱德在南昌起义那天，就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里诞生的，必将是一支改变民族命运的新型军队。因而，他在自用毛瑟手枪上庄重地刻上“南昌暴动纪念”的文字。

朱德何以如此自信？他的自信来源于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个宗旨，蕴含着全新的民族理想、意志信念和精神道德：发动土地革命，把人民对自身利益、美好家园的眷顾，与祖国和民族大义有机结合，使人民的“家”与民族的“国”真正结成一体，复活传统中富于解放精神的优秀文化因子，以此改铸国魂与军魂，重铸民族凝聚力的内在精神基础，并使之升华为义无反顾投身于国家独立解放的伟大战斗和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