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称说中国集权的人是不懂中国历史

李世默：是的，谁也不能保证。

弗朗西斯·福山：在某个方面来讲，美国和西方体制中的程序制衡决定了，它可能会束缚“好皇帝”，使他做不成好事；但另一面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能防止“坏皇帝”。长期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世默：讲到好皇帝和坏皇帝，这当然比单纯的一个好人或一个坏人要复杂得多。你在书中指出，纵观中国千百年的王朝史，皇帝的权力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鲜有例外，我认为你说得对。接下来我想聊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完全不受到限制的个人权力是极个别的现象。皇权受到官僚阶层、道德准则和礼仪程序等各种规则的限制。当然，今天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治理的，中共有8000万党员，是一个复杂的团体，它有许多自己的规章制度，很多方面是不透明的，所以很难对中共进行研究。如果你要预测中国政治体制能持续多久不断产生“好皇帝”，也就是预测中共的相对健康能保持多久。中国的体制肯定有它的问题。腐败是个大问题，中共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共的健康能保持多久，目前的繁荣能维持多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内部结构。

弗朗西斯·福山：粗略总结一下，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更加强调道德的、非正式的限制，而西方强调通过法律和选举对政府施以正式的程序性限制。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传统的体制比当今的体制更加连贯，因为一整套儒家经典著作构成了官僚教育体系的基础。今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因为一方面中共仍然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另一方面中共又有意愿复兴儒家的传统价值。这两套意识形态不一定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