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称说中国集权的人是不懂中国历史

李世默：正是！国家不是说破产就可以破产的。

我们现在来谈谈反馈机制。在向下负责制里，领导人应该注意和管控哪些风险和挑战？

弗朗西斯·福山：我认为他们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解决信息问题。如果管理得当，权力下放能加快政府的反应速度，因为它离民众的距离近得多。以美国为例，每个学区都选出来一名当地代表。学生家长们决定谁来当校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样的体制有一个问题，可能滋生地方腐败，因为不同地区的精英很容易就能俘获当地政府。此外，从程序上来说，有时候即使你搞了选举，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就能绝缘于金钱等利益的腐蚀。但我必须承认，作为美国人，我仍然认为这是更好的体制，因为那些程序是重要的，确保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不能藏污纳垢。这还有赖于信息的自由流动。

李世默：除了这些风险，除了利益集团等弊端，决策过程中的长期规划也是相当重要的。你在第25章里提到了政治自主性。统治实体需要有相对的自主性，才能防止政府被社会上的不同集团影响、俘获或绑架。假设这个统治实体是健康的、良性的，它能够根据长期目标进行决策，并能够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受利益集团压制。我想，不管你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它很可能得归功于此。

弗朗西斯·福山：你知道，亚里士多德曾道出仁慈的君主制和暴君统治的区别，他认为仁君能做出好的决策，能有效地满足公众利益。正如你所说，仁慈的君主制的问题在于，首先你必须有个好皇帝。我认为，自邓小平开始，中国的领导人们都很好，所以中国体制能够在1978年以后比民主国家更快速地改变经济体制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个大问题，你怎么确保永远都能遇上“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