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称说中国集权的人是不懂中国历史

李世默：对，麻省理工。她研究中国的乡村选举和乡村治理，她列举了中共使用的非正式机制收集信息、了解民意。看来不搞正式选举，而是通过传统习俗了解并响应民意民情，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在乡村一级，选举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人们在试图弄清其中缘由，应该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她对收集信息、响应民情的各种各样非正式途径做了研究。也许这些途径是有效的。

弗朗西斯·福山：那得看你如何衡量有效，我认为中国与其他所有不搞选举等正式程序的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中国政府）确实是关心民意的。中国政府响应社会上的抗议，不是表面功夫，而是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做出容纳。没有更加正式的程序，如何收集足够的信息，我想这恐怕是中国政府未来面临的问题。这是另一个方面，另一个从古到今延续下来的问题，这也显示了现代中国与中华朝代史的延续性。古代王朝都遭遇了这个问题。东汉末年的中国大约和罗马帝国规模相当，约有6000万人口，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它是一个巨型政治联合体。在当时那种落后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洛阳或长安都城里的统治者无法及时了解到王国各处的新情况，只能将权力下放到州郡，但地方官员有时候又不把当地情况如实上报，所以他们架起了……

李世默：架起了一层又一层官僚机构来确保统治者收集到准确的信息。正是如此。非常有意思，当时很多方面都存在这个问题。向上负责制的风险在于，你首先得有个“好皇帝”。不管是皇帝还是统治集团，还是当代中国的共产党，自身必须是健康的、向善的。这当然是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你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如何从底层收集信息，确保向上负责……在大公司内部，总裁也面临同样的风险。我怎么确保部门经理能向我如实传达顾客对他们的反馈意见？因为专门告诉我好消息才符合部门经理的利益。这很有意思。

弗朗西斯·福山：对，但私有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可以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