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军统女译电员的口述：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第二个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完婚，虽然她跟我关系不大好，但军统局女的少，她也没有别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后我回来，趁着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军统局改叫保密局。

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我于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饭去了。

1949年军统局撤到台湾去，他们还叫我，娜尼鬼，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后来，肠子都悔青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划了反革命，我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

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24岁，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那八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上面点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送到乡下，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关着羊，羊圈后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床的后边又是羊圈，就这样与牲口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买了晚饭，回到那个“家”，我哭了，我才30岁呀，就这样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