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印人说出一句大实话 印度人集体沉默不语

普拉迪普·库马尔和太太安·丽塔住在上海世贸滨江花园的高层公寓里，天气好的日子，从他们家的客厅能俯瞰黄浦江。在这个高档社区，总共住着七八十户印度人。库马尔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有在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等地做跨国企业高管的经历。2006年，库马尔看到中国咨询行业的机遇，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另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那时中国的GDP增速很快，相关政策使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和运营非常容易，商业发展前景很好。

上海的生活让库马尔一家感到满意。谈到在广场跳舞的中国大妈，已经当上奶奶的丽塔说：“中国老年人比印度老年人更活跃，也更快乐，退休仿佛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由于一家人都是素食主义者，丽塔还教会来家的钟点工做印度菜，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在上海生活的幸福感。现在，丽塔是上海一家名为“米饭妈妈”的公益组织成员，她们致力于帮助上海的弱势儿童群体。丽塔说：“印度人与西方人差别很大。中国人把我们看成半个外国人，因为我们的语言、相貌，也因为我们的亚洲特性。我很高兴，当地人接纳了我们。”

“印度要学中国的地方有很多”

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有时愿意把两国做对比。北京泰姬楼印度餐厅总经理麦赫诺·帕斯塔卡亚来中国24年了，1997年他娶了中国妻子，1998年在北京国贸开了第一家印度餐厅。帕斯塔卡亚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在印度创业，想出一个“工业厨房”的点子，和做外卖差不多，但不太顺利。几年后，他决定出去闯闯，曾考虑过到颇受印度人欢迎的中东地区，那里有700多万印度人，直到一个朋友问他“要不要一起去中国”。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帕斯塔卡亚对中国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来中国不久，就认识了会说英语的郑女士，用帕斯塔卡亚的话说：“印中文化真的有很多不同，我们认真交往、磨合了好几年，1997年才结婚。”那时候，他想买咖喱等家乡的调料要去友谊商店，但现在方便多了，网购就可以解决。说起北京的变化，帕斯塔卡亚侃侃而谈：“那时刚修完的二环路、三环路没过多久就又拥堵了。以后北京有七环也不奇怪。”对于北京的雾霾，他也会抱怨，但他觉得“污染和发展有关，哪个国家都一样，印度也有污染”，而且北京近几年已经好多了，几乎没有沙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