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外宣布核武底线 核武研发历程震惊世界

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大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国，在1959年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赫鲁晓夫从美国戴维营回来后，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于1960年7月16日，苏联完全撕毁了协议，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此时的赫鲁晓夫态度坚决，头脑发胀，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

毛泽东在此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审时度势，发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口号。他又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出了数千个技术难题，奋力攻关，逐项攻克，尤其是有的技术难题在相当陌生的情况下，认识再认识，攻关再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

自强不息，不断攻克难关，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1月29日，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除未装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来原子弹爆炸时用的实物)，取得理想的效果。为下一步正式原子弹爆炸成功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取得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辉煌成果。此时，扼杀中国核工业的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伴赶下了台。

上马与下马，中央分成了两派

1960年的11月，张爱萍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成功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转年，“大跃进”的恶果赫然显现。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能为多打粮有所贡献，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弹，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国防科研内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也有所表现。到这一年的夏天，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时候，两种意见已经尖锐对立，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反对者的意见，理由似乎更充分，苏联公开宣布停止援助，技术上有很多困难，中国自己现有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不足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研制原子弹的困难太大。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困难重重，各方面都要钱，而搞“两弹”花钱多，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硬拿，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而且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也可以更充分。形象的说法是，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为多数人所赞同。但赞成“上马”的人的意见，是从战略上看问题，认为值得为长远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暂停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解散，再上马等于从头再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