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有科学之解？科学家试图用数学方法解决冲突

在哥伦比亚长达70年内战造成的分裂中，这个国家经历了绑架、强奸、恐怖袭击以及激战等各种暴力事件。战争导致超过22万人丧生，上千万人流离失所。谈判、协定停火反复循环，却并未取得任何持久性影响。

最新一轮循环始于2012年8月，哥伦比亚革命军同意与中央政府达成新一轮和平协定。但这次谈判却在当年11月以失败告终，彼时革命军绑架了一名陆军将领。随后谈判再次恢复，即便双方某天能达成一项和平协定，也没有任何保证可以让协定真正扎根。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世界超过1/3的和平协定和停战协定在5年之后均再次陷入暴力冲突。

哥伦比亚历史上漫长的纷争是典型的“棘手冲突”案例之一 ——持续数十年连续循环的敌对。这种冲突相对较少——仅占全球无数战争的5%左右，但其长期性意味着它们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悲剧的典范还包括长达68年的以色列—巴基斯坦冲突。这张名单上还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进行的同样长时间的战争，还有斯里兰卡长达26年的内战。而刚果民主共和国自1996年起就因内战而分裂，南苏丹则从2011年起宣告独立。由于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正在被宗教暴力事件和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国”（ISIS）活动分裂，中东大量的棘手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乌克兰东部激烈的内战最终可能也会进入这一名单。

在定义上，调解这些冲突与大多数纷争的方法均不相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调停专家Robert Ricigliano说，它们受到典型的“饮鸩止渴”式调停方式的困扰，这些和平协定数天或数周就会崩溃。 “人们调解协定、换领导人、仲裁边境。”他说，“但这些方式并没有解决造成冲突的最根本原因。”

为此， Ricigliano和其他战争冲突研究人员在推进其他的方式，把棘手的冲突看作是动态的复杂系统，并利用过去30年来在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进展分析这些数据。

棘手的问题

正是这种狭隘的思考方式让心理学家Peter Coleman决定改变。据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莫顿·多伊奇合作与重复调解国际中心担任主任的Coleman回忆，当时是2000年，一项发现让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对于一些冲突为什么棘手，人们有着简单、决定性的理论。”他说，“因为创伤，或是社会身份，或是屈辱史。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片段，但是不知道它们之间如何产生互动。”

几年后，Coleman发现了一种替代性方法，当时他偶然注意到了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Robin Vallacher 和Andrzej Nowak的一项研究——他们的工作并非直接与冲突相关，而是主要研究人类的自我意识如何出现、对于其他人的看法如何从积极转为消极等。让Coleman产生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利用一种叫作“动态系统理论”的数学方法分析并得出研究结果。

该理论因1987年美国科普畅销书作家詹姆斯·格雷克所著的《混乱》一书而闻名，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从天气模式到大脑神经活动的广泛而复杂的系统框架。使这种数学手段形象化的一种方式就是想象一处存在山丘和山谷的地形。复杂系统的表现与球体滚过这个地形的路径相重合，当球体偏离山丘时，其轨迹变得非常复杂。但是最终，球体会落入其中一个山谷中，它或是在那里围绕四周的峭壁不停地旋转，或是滚到山谷中央静止不动。球体的轨迹或停止地点被称为吸引子。

对于Coleman来说，这种模式就是对棘手冲突中的稳定或破坏性社会行为的最完美类比。为了让数学观点不再停留在类比的层面，而是把其转变成一套可以在真实世界中使用的手段方法，Coleman、Vallacher 和Nowak在2004年组建了动态冲突工作小组，后来又吸引了其他4名工作人员加入小组。在合作过程中，Nowak开始创建捕捉社会冲突动态的计算机模型。

存在合理性

另一条研究线路是从概论向细节转变，并拓展可以帮助调节人员处理现实世界复杂冲突的形象化方法。其前景是这种“冲突地图”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跟踪参与者和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搞清升级或抑制冲突的反馈回路以及关键网络。

绘制冲突地图可以包括多种形式，从白板上的手绘草稿到基于真实数据的计算机生成的网络。但不管其具体形式是什么，它们都得到了Ricigliano的强烈支持，他曾将其应用于哥伦比亚、南非、伊拉克、柬埔寨等不同区域的和平进程调解中。

比如，在2000年，Ricigliano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试图找到协调第二次刚果战争的方法，这是一场多个革命团体和支持政府的“麦麦战士”之间的血腥冲突。在战场后方，他和同事见证了一次又一次艰难达成的和平协定的破灭。“充其量，我们达成了一些中立的协定。”他说，“或许是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协定。”

在2002年，他和同事开始绘制冲突中的战斗方和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地图，这些地图弄清楚了当地一些群体被革命组织所操控，这些革命组织希望继续战争，因为战争可以让他们获得珍贵的矿藏。“所以我们改变了策略，开始尝试阻断革命者和当地群体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助于推进当地停火。” Ricigliano说。

2003年，这些对话已经帮助联合国通过谈判成功形成了一个包括主要革命组织在内的过渡政府，暴力冲突也随之下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美解决。”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解决顾问的Steve Smith说，“并非每个人都达成一致意见，但是随后的冲突已经大量减少，我们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行动框架和大致行动方向。”

思维的转变

除了上述模型和地图之外，提倡系统性思考方式的人还希望扩大对棘手冲突的观念转变。支持这种观点之一的人包括新泽西州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曾参与莫桑比克和科索沃冲突调停的Andrea Bartoli。十多年前，当他和Coleman聊天时首次了解到动态系统观点时，他说：“它为阐述社会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媒介，开启了讨论老问题的一种新方式。”随后，他也加入了Coleman所在的工作小组。

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社会冲突研究专家Naira Musallam说，这种新语言对于专业人士也极具借鉴意义。她讲述了一个在西点军校授课的故事，首先她列举了一系列人们在思考冲突、贫穷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时常见的心理缺陷。“我们把动态的情况和固定的情况进行比照。”她说，“我们沿着直线思考，而非环状。我们关注理解问题并假设这样做可以产生解决方法，但却经常错过了善意的干预措施造成的意外结果。”

新观点受到越来越多其他盟友的支持。例如，德国柏林伯格霍夫别墅基金会就曾利用这种系统思维模式，在斯里兰卡（该国自1983年起就饱受内战之苦）等国解决政治和种族冲突。

但是该方法仍然存在怀疑者。英国伦敦非政府和平推进组织国际警报的领导人Dan Smith赞同以复杂的观点看待冲突，但对其广泛的概括性却存在质疑。“我们都知道冲突具有复杂性。”他说，“你可以有最好的方法论，但如果你的分析不妥帖，就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结果。重要的是，要清楚如何利用这种方法。”（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