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斯大林死亡谜团 生命垂危时发生了什么

长期以来，斯大林明显地器重莫洛托夫。同他见面的次数比其他人都多，往往在作出最重大的决定之前都只找莫洛托夫商量。政治局委员中大概只有莫洛托夫可以反驳斯大林，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到十九大召开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突然变得冷淡了，在随后的中央全会上，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表示了政治上的不信任，指责莫洛托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并建议不让莫洛托夫进入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赫鲁晓夫曾说过，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上一段时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结局会很悲惨。

斯大林显然对日丹诺夫颇为赏识，但对他的酗酒无度也很反感。不过日丹诺夫死得相当神秘。斯大林未必把赫鲁晓夫看在眼里，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是个“庄稼汉式领导人”，直率，勤勉，却未必是挑大梁的料。晚年的斯大林，对贝利亚亦颇有戒心。至于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斯大林对他们早已冷淡，甚至是讨厌。他从未将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布尔加宁、别尔乌辛等“二线”领袖当成领军人物。于是，在除掉波斯克列贝舍夫之后，机灵、勤勉、阿谀奉承的马林科夫实际上操办了斯大林所有的个人事务，他将呈送斯大林的公文一一“归类”和“过滤”。然而在晚餐会上，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责备马林科夫的“没有骨气”和不可饶恕的“软弱”。斯大林不会把这个女里女气、缺少魄力的人当成自己的继承人。

死期将至的斯大林，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真空。1952年底和1953年初，斯大林曾几次晕倒，血压已接近危险值。赫鲁晓夫回忆道，斯大林往往会一时糊涂或记忆模糊。有一次，他刚要对布尔加宁说点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二战后的斯大林，对自己的身体倍加注意。他把希望寄托在高加索人的长寿上，那里的男子往往可以活到九十乃至一百多岁。

他不止一次地在小范围内说过，高加索总是使他充满新的活力。每年春天，他都要到位于高加索的黑海之滨长时间休养。然而归来不久，他就在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面前抱怨头晕、恶心、不舒服。他身边的人曾看见他在办公室中摔倒在地。国际外交界中有人打听到了这些情况。1948年1月，斯德哥尔摩和伦敦都出现了关于苏联首脑可能已经去世的传闻和报道。随着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公开露面，谣言不攻自破。

1953年2月28日是个星期六。斯大林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到克里姆林宫，大家一起看了电影。意犹未尽的斯大林提议到他位于孔策沃的近郊别墅吃晚饭。这顿饭照例吃到了次日清晨四五点钟。斯大林已略有醉意，但心情极佳，没有任何会出意外的迹象。客人告辞了，斯大林出来送客，高声地说笑，还用手指戳赫鲁晓夫的肚子，照乌克兰人的方式叫他“米基塔”。心情好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叫的。

第二天（3月1日）是星期天，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还会召见他们，便一直等电话，饭也不敢吃。后来还是稍微吃了点东西。然而电话始终未来。难道斯大林决定给他们放一天假吗？这不可能，有点反常。莫名其妙的赫鲁晓夫脱衣上床了。

斯大林通常是上午11—12点起床。有时他10点就睡不着了。这天10点，他的房间内没有动静，11点，没有动静，12点、1点、2点、3点、4点，始终没有动静。警卫人员坐不住了，觉得情况不妙。可怎么办呢？进他房间去吗？但他曾下过死命令：如无动静，不得进入他的房间；否则严惩不贷。时间不断地过去，警卫人员却始终不知该怎么办。晚上10点，邮件送到。一名警卫以送邮件为名大着胆子走了进去，这才老远看见斯大林躺在小餐厅的地板上，举着右手，他似乎尚未失去知觉，但已不会讲话。看来是听到了脚步声，便勉强举起手来求助。“斯大林同志，您怎么啦？”“要不要叫医生？”回答是含混不清的“兹……兹……”声。地板上摆着一块怀表和一张《真理报》，表上的指针指着六点半。一问一答之间，两三分钟过去了，斯大林忽然轻轻地打起鼾来，好像是睡着了。几名警卫将斯大林抬到大饭厅的沙发上，开始四处打电话。先是打通了马林科夫的电话。大约半小时后，马林科夫给警卫人员回电话：“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个小时，贝利亚来电话说：“斯大林同志的病情不要对任何人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