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忽悠论”作者：反华派要我入伙 我不肯从

白邦瑞致中国读者：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编者按】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研究中国几十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不少中国人说他“反华”，媒体上也不乏挞伐。对此，他颇感委屈。

2月3日，白邦瑞的新书《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出版开售，出于种种原因，编辑加了个“耸动”的副题“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强的秘密战略”。对此，他表示不喜欢。该书的中文版尚无着落，但已有中文书评称其再弹“中国威胁论”。

所以，白邦瑞觉得有必要做个澄清，亲自用中文写了这封致中国读者的公开信。洋洋洒洒数千言，主要介绍新书的意图，及其个人的“中国立场”。与其说是一篇严谨的学术分析，不如说是一段关于中美关系史的个人回忆录，其中不乏自我表扬的部分。

公开信诚系一家之言，主观色彩浓重。但白邦瑞作为中美建交的见证者以及五角大楼倚重的中国问题顾问，其观点立场在美国及其盟国日本，都颇具影响力。对此，我们也不妨兼听则明。

我的《百年马拉松》一书刚刚问世，借此机会，我把我的心里话与您， 亲爱的读者，作一个坦诚的交流。

我的这本书，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材料汇总，圴沿袭了我第二本书，即《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比较准确、完整地收集了中国一些相对权威、资深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对美中关系，特别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文章、书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把习主席关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落到实处，我把双方的一些疑虑、困惑，甚至是误解，统统摆上桌面，加以分类，研究解决，而不是采取大而化之，一锅煮的方式。我认为，细化双方共同点，指出不同点，采取历史地、具有深远战略眼光地看待、摆平这些问题，是我们两国地缘政治与战略研究人员可以尽到的责任。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主张中美两国不对抗，不冲突，互相尊重，实现双赢。我非常赞同习主席的这个主张。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鹰派人物的观点，似乎与习主席的主张不那么合拍。我的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引用了中国鹰派的一些文章和书，来批评他们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违背的观点。这样才能让美中关系更好沿着两国元首所达成的一致继续向前发展。

十多年前，我出版过另外一本书《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感谢中国新华出版社的朋友们，把我的那本书全文翻译出版。我希望这一次新华出版社的朋友们，也能够将我的这本书翻成中文，这样恐怕可以更好地减少误会、误判，大家一起努力，朝新型大国关系方向发展。

中国有个成语，叫“断章取义”。意思是说不顾全篇文章或谈话的内容，孤立地只取用其中的一段话或一句话的意思来下结论，与作者的文章原意不符。

为了防止我的书被一些缺乏美中两国关系发展史的知识、不明真相，又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的人士误读、误解、误判，我写了这篇短文，想比较完整、准确地对我这一本学术性探讨美中关系历史的书做一些说明，以期这本书能被客观、公正地 对待和解读。就像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同时，我的这本书也是写给未来年轻一代研究学者的。因为他们对许多事情的真相缺乏了解，以至于有时候会在不正确的导向中做出错误的结论和判断。长时间的积累下来，一旦过了临界点，就有可能会使几十年来老一辈的领导人和战略研究人员辛辛苦苦经营培育的美中关系毁于一旦，也就很难实现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那种双赢局面，甚至造成两败俱伤那种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书的第二章里，我专门谈到了对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认识。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 见《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第一页，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回想当年，在中美接触的最初，毛主席曾让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就“中国联合美国，抗击苏联的威胁”提出建议。四位元帅经过调研，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特别引用了中国三国时代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反对曹操的故事和其他一些古代的战略思想。

毛主席一贯重视用《左氏春秋》《战国策》、《资治通鉴》这些史书所载的经验教训指导中国革命和外交工作。已故的《纽约时报》记者索尔兹伯里曾提到，毛主席在长征的时候都带着这些书。有报道提到，邓小平先生也常常将《资治通鉴》、《古文观止》放在案头，随时阅读。

尼克松总统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年青一代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尼克松总统反共的资历也非常老。毛主席就曾经说过他很喜欢尼克松，因为他是右派。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尼克松曾经有反共的历史，就否定他对美中两国关系所做的巨大历史贡献。

中国有句古话，吃水不忘掘井人。每每谈到美中关系，我们也非常感怀毛主席、周总理这两位老一辈的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元帅当年不辱使命，向毛主席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的助理熊向晖为中美关系在破冰之际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战略眼光和大智慧，美中关系恐怕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久。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尼克松总统是否访华，访华是否会得罪当时的苏联、进而引起过激的反应，有着严重的分歧。有一派认为，最好与苏联搞缓和，集中精力尽快地解决头疼的越南问题，因此主张跟苏联打交道。而另一派认为，应该积极与中国打交道，来解决美国面临的困境。我是站在后面这一边的。

当时，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有机会和许多苏联的高级外交官接触，了解到苏方对美中改善关系的一些基本态度和可能的反应。他们说，只要美中不在军事上合作，苏联就不会反应过度。我将这些情况很快写成报告给美国政府。我还收到了美国政府、基辛格对我所写报告的感谢信。其实，基辛格当时对美中接触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生怕苏联反应过度，对与苏联搞缓和非常热衷。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书中详细引用了一些最近解密的文件，有名有姓，非常具体。这些解密文件的全文，不久要在我的网站上全文公布。现在不少人把基辛格博士看作神，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是非曲直，自有评说。

不久前，我曾经访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博物馆有幸参观了中国的复兴之路的展览。这个展览当然也包括了美中关系的一些历史，有的内容使我感慨万千，有的内容让我吃惊不己。这些有关的内容在我的书中都有详细表述：

1.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当年中国人提出的口号。在百年马拉松的比赛中，坚持按规则、按程序进行这场全球瞩目的比赛，我们不妨回顾一些历史事件，可能会有助于下一阶段的决赛。

2.1969年3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参议员肯尼迪要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文章。为此，尼克松总统特别让前往北京的基辛格告诉中方，不要在他访华前邀请任何美国政治家访华，不要抢了他的头炷香。另外，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也被告知，不要在尼克松访华前造访北京。

随后，基辛格在北京见到毛主席。中方希望和美国尽快建交。但基辛格及其助手态度消极，借口各种理由，搪塞中方，对我和我的老板、后来成为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伊克莱所提的几条建议起初都不认真对待。我和伊克莱所提的具体建议，核心是向中国提供一个一揽子的军事援助计划，包括提供早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一旦面临苏联的军事攻击，中国在几小时前就可以预先得知，可以把自己暴露在外的轰炸机很快转场，以避免损失。我们还建议美方在中国需要的时候，向中国提供一些军事装备。基辛格的助手，尤其是洛德对此反应强烈，质疑此举会违反美国宪法。1973年11月1日，在向基辛格做汇报时，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我们的建议，而把建议的主要内容和核心部分都附在材料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