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狙击手》：伪善者仍在为好莱坞“主旋律”欢呼

作者 [英] 加里·杨吉 译者 史春树

人权不是西方价值，而是普世价值。当你开始思考“哪些人的人权更值得保护，哪些人可以被暂时忽略”时，这种普世价值便岌岌可危了。

凡是看过新片《美国狙击手》的人，都会对它的直白印象深刻——这是一部讲述“杀人”的电影，没有道德说教，更没有关于杀戮是否正当的探讨。“我准备好了去见上帝，我对任何构成威胁的家伙都不会客气。”布拉德利·库珀饰演的克里斯·凯尔把伊拉克人称为“化外之民”，“在这个国家，我连一只苍蝇都不会放过。”

凯尔枪法神准，百步之外即可取人性命，更重要的是，他很喜欢军队交给自己的这份活计。“头一次击杀对手后，事情变得愈发简单，”他显然乐在其中，“我不用给自己打气，心理上没有任何负担，只需仔细寻找射程内的目标，待其进入瞄准器，就一枪送他回老家。”

不少人欣赏他这一套。迄今，《美国狙击手》已获6项奥斯卡奖提名，还创下了月度票房纪录。片中，当凯尔在1英里（1609米）外击毙叙利亚的“坏蛋”狙击手“穆斯塔法”时，我周围的观众欢声雷动。据说，该片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尤其卖座，导演伊斯特伍德有望在英国、中国台湾、新西兰、秘鲁和意大利收获职业生涯中最绚丽的海外票房。

在保卫西方世界的大旗下，又一位英雄被好莱坞制造了出来。他的任务不是讽刺伊斯兰先知，而是对那些“为非作歹的野蛮人”实施肉体毁灭。根据阿（拉伯）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的说法，该片上映以来，阿裔美国人和穆斯林遭遇的言语恐吓和人身威胁增加了3倍。其中原因，从凯尔的言论中不难窥见：“如果你发现16岁到65岁的男性，就让他们吃枪子儿。”这位狙击手如此描述自己的“交战守则”：“干掉所有男人，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凯尔，还有他的很多同路人，从不用别人看他的方式审视自身，通常也不会正眼看别人一下。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及其诱发的自恋情结，让他们以正义和道德的守护者自居。然而，在现实中，他们既不坚守正义，又不实践道德。他们这一类典型的西方人，心怀优越感又充满矛盾，屡屡做出令人反感的举动，却又弄不清楚自己为何招人讨厌。

“民族主义者，不仅不反对己方犯下的暴行，”如乔治·奥威尔所言，“而且对此充耳不闻……同样的行为是否应受谴责，说到底是根据政治偏好来决定的。”什么？本·拉登和萨达姆·侯赛因曾是西方的盟友？“没准是吧。但他们后来不又成了我们的敌人吗？重提这些陈年旧事不无聊吗？”我见过的很多人，都试图用类似的回答来蒙混过关。

正如美国一边要求古巴保护人权，一边在关塔那摩侵害这些权利那样，这是一种伪善。我们怎样看待这种伪善？特别是在那些本应被虔诚信守的原则受到公然蔑视的时候？

巴黎《查理周刊》血案发生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告诫道，必须使用武力对抗伊斯兰极端分子。美国国务卿克里则感慨道，这场惨祸是“一场更庞大的对抗，不仅是文明之间的，也是文明本身与那些反对文明的人之间的”。

那么，沙特阿拉伯呢？众所周知，它一直在为许多激进组织提供援助，更不是言论自由的粉丝。事实上，就在《查理周刊》遭袭两天后，沙特博主拉伊夫·巴达维被判处10年监禁和950次鞭刑（每周鞭笞50次），他的罪名就包括“侮辱伊斯兰教”。

只要“站队”正确，这些都无关紧要。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上周去世后，克里称赞他是“充满智慧与远见的人，美国失去了一位朋友，沙特、中东和世界失去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领袖”。布莱尔也在社交媒体上不吝褒美：“阿卜杜拉深受国民爱戴，并且将被深深地怀念。”

人权不是西方价值，而是普世价值。当你开始思考“哪些人的人权更值得保护，哪些人可以被暂时忽略”时，这种普世价值便岌岌可危了。

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满怀忧虑地告诉我：“我最担心的是，大家慢慢都得了健忘症……我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守护那些即将被遗忘的，让人类保有良知的记忆。”

我追问，谁该对这样的集体健忘负责？对方解释道：“不是任何具体的个人，而是权力体制，这种体制总是以人类整体的名义，肆意决定谁值得被铭记、谁必须被遗忘……”

回到《美国狙击手》这部片子。入伍前，克里斯·凯尔只是出身于平民家庭的普通青年。看到自己认同的人们在世界的另一边被杀害，他决定去为他们复仇，却在战斗中逐渐迷失了方向。听起来熟悉吗？“我没有什么不满，”在意外被人枪杀前，他写道，“如果我必须对我的优先级排序，那就是上帝大于国家，国家大于家庭。”

凯尔本质上是个穿制服的圣战者，就像他的对头“穆斯塔法”是个着便装的士兵那样。

▋原载英国《卫报》，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