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932年1月28日,日本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上海市政府23时25分收到通牒,而日军陆战队于23时30分就
军队腐败的基因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产生腐败的根源何在?
公方彬:军队出现腐败问题,和整个社会生态有关。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社会中的腐败一定影响着军队,渗透到军队。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这表明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里,对腐败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有段时间,军队也搞自谋生路,出现了军队经商现象,这是弯路。军队中的腐败与此有很大关系,比如谷俊山最初就是靠经商起家的。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认为,军队腐败有许多潜规则,其中之一就是买官卖官。
公方彬:军队的买官卖官问题也和社会生态有关。我国的制度设计是“大政府,小社会”,官员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拥有较大的权力。我国的文化传统又突出“官本位”的思想,这就使得官位及其背后的权力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看看贪官们的行为,我们会发现,有人为了谋取官位而无所不用其极。既然这是全社会的问题,也必然波及军队。
李杰:目前军队干部提拔制度的某些弊端,确实导致了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有人为了获得提拔,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贿赂上司;而有的领导因收受贿赂而丧失原则,为买官者开了绿灯。通过买官获得提拔的少数人一旦有了更大权力,进而在权、利等方面出现新的腐败,就会形成多次更为严重的权钱交易、权利交易。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的贪腐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团团伙伙、山头主义。山头主义为何频繁出现在军队贪腐案件中?
公方彬:军队人际关系与职业特征紧密相关,其中很突出的一点是情感维系。比如在战场上,面临死亡威胁时,军人最大的担心是自己被战友抛弃,所以军队非常强调战斗中的兄弟情谊。军人之间在战场上结成的命运共同体,决定了军人对情感的依赖程度比任何集团都要高。这份情感依赖如果运用得当,会提升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如果处理不好,尤其和平时间久了,社会风气不良,良好的情感就会异化,甚至形成山头主义。
另外,不科学的军队干部任命制度也容易导致山头主义。因为在提拔干部的过程中,个别领导掌握了过大的裁量权,就容易形成人身依附,进而出现像徐才厚这样的贪腐分子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更容易形成腐败。目前的制度设计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今后通过体制改革来完善。
李杰:在军队,手中有权的个别官员也需要一批类似掮客的人为他办事,为他物色权钱交易、权利交易的空间,以便他进一步贪腐;加之一定范围的“官官相护”有利于彼此相互包庇,增加“安全系数”,因此就容易形成山头主义。大量案例证明,在许多贪腐案中,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山头主义在部分领域出现了恶性循环,从而严重挫伤了兢兢业业干工作、搞训练的官兵的积极性,危害非常大。
军队反腐需要改革制度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反腐主要依靠哪些机构?
罗援:军队内部和反腐工作有关的机构主要是各级军纪委、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以及相应的巡视组。此外,军队还设有专门的审计部门,对揭发一些贪腐案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来说,军内贪腐案件,一般先由军纪委和军队审计部门配合进行查处,最后移交给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依法办理。现在已经将军队的审计部门提格到军委直辖,我个人认为军纪委也应该与此相匹配。
环球人物杂志:军纪委是什么样的机构?
公方彬:军纪委是解放军内主管纪检监察工作的部门。在中央军委设有军委纪委,军委纪委书记由总政治部副主任担任。在各大军区、各兵种和省级军区也都设有相应的军纪委,书记由相应级别的副政委担任,最低一级的军纪委设在团级单位。
目前,各级军纪委的办事机关都在政治部门。在主管军纪委的副政委之上,还有相应的军事、政治两个主官。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军队的纪检系统与地方有区别。地方纪委领导体制已经进行了改革,相信军队也会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反腐的需要。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军纪委面临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那么军队如何实现“制度反腐”呢?
公方彬: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可以强调监督关系,而军队强调军权归一、统一领导。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军队反腐不能从权力分解和权力制约上做文章,即不能采取地方纪委接近垂直领导的方式。军队只能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监督检查方式,这是需要研究和探索的。
加强军队的“制度反腐”,着眼点可放在技术层面。比如,军队审计部门从后勤或财务部门独立出来就是一个好的尝试,这不影响军队的根本权力系统,但却可以产生监督功能。此外,加强巡视制度、举报受理制度,都可以产生相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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