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2月2日文章发表罗德岛州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副教授莱尔·J·戈德斯坦的文章称，万里长城在一个世纪前深深震撼了欧洲人，西方战略家至今仍对其大书特书，但真正让中国军事思想家念念不忘的是另外一个纪念日。120年前，日本的“闪电战”震惊了世界，不仅数月之内就让摇摇欲坠的清朝臣服，而且更加一针见血的是：将中国当时的优势舰队的自尊心埋葬在黄海海底。文章称，解放军高级军官指出，中国的历史性错误在于重陆轻海，而目前中国军事领导层也大多代表陆军部队成员，尤其是高层。中国海陆部队协调的失败在许多方面都会导致挨打。
第一次中日战争(又名“甲午海战”)主要在朝鲜半岛上打响，以两次大规模海战为特征：第一战靠近鸭绿江，第二战靠近山东半岛顶端的威海，如今在威海还建有一座宏伟的纪念馆来纪念战争。此次战役以日本占领辽东半岛而宣告结束，但这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嫉妒，联合发起干涉，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压力之下，日本被迫同意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赔偿大笔白银、开放扬子江通航权、为日商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等条款。历史因素并未影响到中日近期的紧张关系，不久前两国历经了“解冻”之旅，虽然只是一场不温不火的旅行。之所以要简述这段历史，是因为2014年许多中国军事著作都以第一次中日战争为主题。
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周年纪念期间，有关战争反思的内容几乎出现在每一本中国军事、准军事刊物中，如强硬派教授将军罗援的文章就刊登在2014年9月特别发行的《军事文摘》中。不过，出于讨论的目的，文章仅摘数篇2014年中期刊登在权威刊物《中国军事科学》中的文章。这些著作中的主打文章由中国军事科学院主任何雷撰写。何将军的文章并未特别关注日本的侵略意图，虽然他注意到“甲午海战”的爆发“并非偶然”。他也没有详细历数那场战争的政治因素，但又赞同马克思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观点，认为战败表明了清政府的腐败和衰退。他强烈地批判了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一条流行的社会俗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何雷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物质主义，并恳请他的同僚：不当和平时期的兵。为了进一步鼓励部队，何雷还写道，甲午海战时期，中国所有的失败都是由于敷衍了事的战前准备所致，缺乏强调战术部署、采取主动的军事学说。
值得注意的是，何雷将军的文章主题关注了中国的历史性错误：重陆轻海。他引用了慈禧太后滥用海军军费的典故，并嘲笑满清政权连一个具备海军经验的将领也没有。中国目前的军事领导层也大多代表陆军部队成员，尤其是高层。何将军还指出，中国海陆部队的协调是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在许多方面都会导致挨打。1984年至1985年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失去了朝鲜、台湾和广阔的领海，极大地压缩了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而且阻碍了现代中国“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何将军称，要谨记中国不允许“海上霸权”——明显是指美国——来妨碍中华民族迈向“深蓝”的历史脚步。这位中国的将军提出了当代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势在必行的观点，再一次表明了中国目前海军建设的背后有着广泛的军事共识。
《中国军事科学》的另外两篇文章由海军高级官员撰写。广州军区副司令、海军中将蒋伟烈对何雷的诸多观点深表赞同，特别关注了中国历史上忽视海军的问题。蒋伟烈将军还对当代中国社会仍然缺乏海洋意识感到惋惜。以甲午海战时的指挥结构脱节为例，蒋伟烈指出，2013年3月中国海上执法力量的统一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让蒋伟烈与何雷感到遗憾的，是甲午海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消极倾向”。在文章结尾，蒋伟烈呼吁开展“积极运用长远力量的规划”。对于中国的海事争端问题，蒋伟烈呼吁北京“规范军事力量，发展军事威慑，逐渐巩固中国在海洋斗争中的有利位置”。
还有一些反思文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事研究中心主任、大校杨晓丹撰写。与前两篇轻视晚清军事改革和海军现代化努力的文章不同，杨晓丹详细地关注到，个现代海军学院于1866年在福州建立并开始试运行。她指出，中国初期的海军有相当广泛的系统，不但派遣年轻官员出国，还开展了雄心勃勃的训练计划，尤其是“远航训练”。在评价中国备受非议的军事改革家李鸿章时，杨晓丹认为“虽然李鸿章非常重视打造北洋舰队，但却对战斗行动关注不足……”。在1894年至1895年与日本的终极较量中，中国海军官员彻底完败，有记载称当时的海事装备“又慢又旧又有限”。杨晓丹指出，目前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应该从这场战争中吸取重要教训，要提升海军演习的实战性，要经常轮换人员，最重要的是要打造一流的海军教育和训练系统。
在甲午海战120周年之际，中国高级军事官员撰写这些文章并不令人吃惊。这并没有极端民族主义基调，也没有反日排外情绪的色彩，但是普遍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赞赏。不过，这些文章展现了中国军人肩负的责任。从这些军事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是这样一种心态——这应该关系到太平洋两岸致力于国际安全的实践者和学生。(知远 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