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何在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讲及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又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理性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

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从自觉不自觉执行新民主主义方针，反对超阶段主张，扩大到对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见分歧，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议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判为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刘少奇本是在“很小规模”的会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见，却没料到真的被毛视为“政敌”了，说明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恰恰因此，他最终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自身成为他预见的典型，从反面证明了他的正确。毛泽东的错误，导致绝大多数“当权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冲击。揪斗夺权，罢官劳改，元勋蒙难，冤狱谝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残的千千万万……历史又证明了刘少奇的正确。

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那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还通知王光美也参加。选举结果，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他到北京厅时，发现王光美也在场，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对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谈。毛泽东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又转脸向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联，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记了“工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毛对刘严厉批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又讲必须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前面批刘“人海战术”左了，后面又批刘右了，让人摸不着头脑。

毛泽东的这通教训，是否对刘少奇纠正“左”而发，还是因别的什么反感才出尔反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并对美国作家斯诺讲道，正是此时，他决定打倒刘。

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

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当时生产资料已全都公有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随时都有权力异化的危险）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并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毛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问题，刘要解决的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张针对敌人，打倒对立面，消灭对立面，孤立一小撮，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刘主张针对自己人，扩大教育面，团结教育面，解放大多数，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

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形左实右”，是针对刘搞的运动，要“割掉封建尾巴”，开展大规模教育，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形左）；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消灭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实右）。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有天壤之别。

作者：刘源、何家栋

原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作者：王光美、刘源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