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何在

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毛泽东提倡蹲点，刘少奇率先行动，响应者寥寥。刘对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满。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评了许多高级干部。例如，他对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了解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前农民是个体经济，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经过十年，你对阶级斗争的情况，对群众中、社会上的情况，了解得少了。”江承认如此，刘追问：“那你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这种单刀直入，未免使人难堪。刘还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都下去了。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根据刘少奇一贯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他说：敌人越打越少是客观规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打错了。

1964年7月，“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刘少奇说：“‘四清’是阶级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如果这句话还没说清性质，那么下面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四清’和‘五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这就是说，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四不清”干部，“对于‘四不清’的干部（他们不是敌人——原文），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解释道，“少捉人，一个不杀，矛盾不上交，处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而且是在“县以上范围掌握比例，不是每个公社都有百分之一二”，就是占百分之一二的这些“犯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可能改正错误，如果一时不能改，只要他不进行破坏，也可以。也还是团结的对象”。显而易见，刘少奇是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归为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不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敌我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他是把“四清”作为一场教育运动，认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要求广泛普遍地发动群众，经过5年在全国搞一遍，每个村一个冬春，一批一批搞。干部统统分批下去，掌握政策、指导运动、了解民情，使每个地方、每个干部都受到教育。干部和群众、领导和被领导、工作组和被检查的干部普遍自我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教育，通过教育达到团结，通过教育深入群众，防止蜕化，扫除特权，也打击了敌人，达到“防修”的目的。刘要求干部“统统上楼、个个洗澡”，人人过关，批判严一些，触及疼一些。充分发动群众，“扎根串联”，“揭深批透”。

刘少奇历来主张“解决人民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提倡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建立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充分发扬民主，又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根本。

刘少奇搞的社教运动，声势浩大，要求很高。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打击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要反对的是等级分化和权力异化。就是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

尽管，刘少奇也附和了毛泽东“根子在上边”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同时，他又强调矛盾不上交，一切矛盾就地处理，分别化解，也可以说是矛盾下放，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他也坚持了毛泽东“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危言，但并不意味是指在敌人手里。他的意思更多是从党性出发。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宗旨是为劳动人民谋利。不服从工农意愿，甚至违背民意，强迫民众，这些年还办了损害群众之事，还叫共产党吗？这样的政权不是人民的政权！显然，这是指不符合或违背政权的宗旨。

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同去一个大队。

1964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打击面太宽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有“洪洞县里没好人”倾向。刘少奇立即批转全国：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同志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

“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开始时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没有持续多久，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

亲密战友的分裂

当初，恐怕连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严重，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似乎一夜之间突然爆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薄一波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议的内容记载得十分详细。本文主要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毛对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四不清”干部都变成敌我矛盾了！刘少奇不同意这一提法，缓和地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

至“文革”中，刘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不是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

毛刘的这一段对话，点到了分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