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何在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当年的现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识40年，同为世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人师。而满座各级干部，几乎各个都是阶级斗争的专家和获胜的佼佼者，衷心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十分不易，难免有失落之感，新学吃力可想而知。“经济大革命”惨败，刺激和冲击是既恼火又无奈，提起阶级斗争，这些行家里手无不热血沸腾，何况振臂—呼者，是统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肯定—呼百应。

当时，国际上内忧外患，相当紧张。各级负责人的神经也相当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长期以来，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当然，比起现今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毛刘完全—致，疾恶如仇，同仇敌忾。在场的老革命们，久沐毛刘思想理论熏染，对蜕化变质，一片喊杀，群情激昂。

毛泽东选择“阶级斗争”这一题目，是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反驳的。历史对老一辈革命家们自然拥护阶级斗争的决策和激情，都无可厚非。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

当时，刘少奇还处于两难境地：其一，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如果节外生枝，把经济调整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切皆空，或搞成第二个“庐山会议”，更遭殃了；其三，党内许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经济，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

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也是心灰意懒，又不能不过问。而阶级斗争正是毛的长项，使他精力专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风廉政，制止腐败，又利于经济调整，共渡难关。何乐不为？

刘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维护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正确性。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总结、布置传达时，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因此，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的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刘总算一致了。毕竟，调整工作保了下来，纠错改过之举，付之于行，诸项政策迅速见效，经济很快好转复苏。一直坚持到“文革”前，毛确实没有再对经济工作发表多少意见，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

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

当然，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要见诸于行动的。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

在这次会上，毛刘共同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城市里发动“五反”，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发展到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所谓“清”的内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释。开始，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缘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避免，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带有极强的“左”倾色彩。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看似一致，其实不同。

貌合神离的合壁

1963年4月、5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已经制定出来了。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未表异议。

早在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说真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深入群众。因国务繁忙，不可能离岗，所以他就让王光美下去蹲点。他强调要“扎根串联”，“背靠背”，为的是听到真话，了解真情。后来被人指责为“不相信群众，搞神秘主义”。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人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

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5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