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2月，我在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我大胆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我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在我这里说算了，千万别在外面乱说。’僵持几秒钟后他关上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也有想法，回去什么也别提……’我点头说：‘我懂。’”④
“策反信”邮戳时间，正是朱德“遭受诽谤和攻击”之时
该案是否真是“一支体温表”，尚待更多材料之披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日-12日，刚刚召开了对“文革”进度影响深远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自8月7日会上印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全会转入集中揭发和批判刘少奇。朱德与陈云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⑤“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诽谤和攻击朱德。”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