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眼中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对华政策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奥巴马一再重申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欢迎中国以和平、繁荣方式崛起，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应和从消极逐步变积极，以前所未有的热度推动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但也不断发泄着对中国不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给予其所希望的配合的不满情绪，比如2014年8月1日“你必须在他们面前保持强硬姿态，因为他们做事情的习惯是一直往前推，直到遇到阻力”，8月8日“他们搭了30年的便车”，“没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以及3年前“中国应与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奥巴马把中国等新兴大国树为重新激发美国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靶子，竭力维护“美国第一”，推进“亚太再平衡”，加固将中国装入其中的国际制度笼子，支持美军加强有朝一日与中国作战的准备，但又坚决反对把中美关系推向直接对抗与冲突的深渊，与那些挑唆中美矛盾以渔其利的国家、党派和个人保持距离。
所有这些，都是站在战略“十字路口”的美国作出的本能反应，奥巴马只不过是被历史赋予了领衔角色的那个人。他再有“变革”思维、理性风范，也不能超越“美国例外主义”的影响，其对华外交除了具备更加突出的两面性特征之外不大可能再有新的突破。不过，必须承认，奥巴马政府为美国开启了一个进程，那就是，把中国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加以审视，把对华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调整，把美中关系真正当作同一国际体系之下的全球性战略关系加以处理----这种改变当然是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的，但又何尝没有对中国进行真正意义的全球战略规划和强国战略升级形成倒逼与呼应？这种改变决定了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面对这样的改变，中国是该像缚龙一样暴躁如雷，还是拿出勇气和胸怀，像一个真正的对手那样以令世人信服和尊敬的方式迎接机遇与挑战？
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有美军的身影
美国战略学界呼吁制订新的对外战略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大，基本上是对美国无力、无暇领导世界应对丛生挑战之现状表达的激愤和哀叹，体现着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的勃发，但尚没有人能在痛斥奥巴马“无能”的同时清楚指明“新的对外战略”究竟该具备何种特征、引入哪些要素，制度危机之实、夸夸其谈之风仍在向外交领域渗透，即便是基辛格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只能在划下问号之后语焉不详。但这其中，一个基本共识是，如何应对一个更加强大、自信的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战略问题。这个共识所将引起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会随2年后奥巴马卸任就一并终结，而是将在他的继任者那里有更为鲜明、更加具体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