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镕基听了大为恼火：“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呀！”
但是除了向属下官员呼吁恳求动之以情，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五年以后本届任期将满之时，他仍然认为“农民负担太重”是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痛感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官员集团的道德戒律和良心发现，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弊端。
这一年，朱镕基遇到的情形也挺怪。接任总理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能力，有个性，胸怀大志，不肯随波逐流，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间又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后要做什么，应该比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更加得心应手。
可是不然。朱镕基当时以为，只要他的政策符合民心，也就当然地能够获得干部的支持。以他多年所接受的党的教育来衡量，这种判断理所当然，他要求属下官员把“讲真话”作为守则，还对几百个记者表示他是不会惧怕前边的“地雷阵”的。
可是朱镕基却没有想到，他面前的最大的“地雷阵”不是别的，正是官员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