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面对人家来问你一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你的动机、你的出发点不是这样的事情，别人却认为就是这样的，这让我最难以接受。”在税案风波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阿敏的神经近乎崩溃，她已经无法承受来自媒体的巨大压力，于是她想到了自杀。
“我这个人很怕痛，于是我想可能吃安眠药可以平静地死去。当时我从经常给我看病的海军总院的一位医生那里拿到了两瓶安眠药，至少有一百粒吧，我想就这样离去一了百了。”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城市被一场暴雨侵袭，当毛阿敏正要把整瓶安眠药吞下去的时候，她的父亲敲响了她的房门。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会是他。那天的雨下的非常大，地上积了足有半尺深的水，当我打开门看见爸爸被雨水浇地湿透，我再也鼓不起自杀的勇气。我和爸爸抱头痛哭。”后来毛阿敏问她的父亲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从上海跑到南京看自己，她的父亲告诉她预感自己的女儿要出事。
从1996年到2000年，整整4年的时间，毛阿敏是在海外的漂泊中度过的，她先后去过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但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即使是在国外当地的华文报纸依然会有她的消息。
而且完全是负面的，这种遭遇让毛阿敏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绝望，“国外的这4年，你看不到你的亲人，看不到你的朋友，看不到你的前途，你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是怎样的，更不要谈什么事业，根本没有了，彻底毁掉了。”
离开故土两个月后，毛阿敏第一次和家里通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在国外了，“当时电话那边没有声音，我知道妈妈在流泪。”毛阿敏在发生税案风波以后，她的父母退订了所有的报纸，他们不想看到别人对自己女儿的攻击谩骂，不管他们说的是对还是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