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 （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