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人身富人权贵可以随意蹂躏与侮辱。从前的剥夺者再次被剥夺，叫“剥夺剥夺者”。虽然儒家有一套叫人安分守己的学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是，因为太笼统地维护上级的尊严与地位，却不过问具体的是非曲直，自然是难以服众。
中国的教育之所以问题多多，我想其根源就是歧视文化的结果。计划生育超生没有户籍的孩子不能够上学，没有购房的孩子也不能够上学，没有本地户籍的孩子也不能够上学，要上学就要交特别重的赞助费。学校本身也被分成三六九等，而学生从一进校门开始，就被划定了身份等级。用红领巾与绿领巾把他们标志清楚，然后还要配上一条杠、二条杠与三条杠，甚至有的地方还嫌三条杠太少了，等级不够多，因此，又不经上级同意擅自加了两条杠，变成了五条杠。中国的教育充满等级、特权、歧视与羞辱。被歧视与羞辱的，自然培养了仇恨的心态，而歧视与羞辱别人的人，却让自己处于充满仇恨与危险的环境中。
中国社会终于变成了一个互相歧视与互相仇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人学会了互相坑蒙拐骗，互相伤害，甚至互相投毒。活在这样的社会的中国人还真是不容易，他们被迫从小就信从父辈的教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是问题就在于，要真是人人没有害人之心，防人之心从何谈起？事实上，真实的社会却是这样的：“害人之心不可少，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与人之间变成了狼与狼的战争。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生成的国民性格是这样的：“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这是鲁迅先生在当时中国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发出的感叹。拿到现在来说，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平等与自由，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金钱面前的平等，在机会面前的自由；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在思想面前的自由。在中国，要真想消除阶级，特别是要消除斗争，必须创造一个平等自由的人文环境。让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如作家梁晓声先生所说过的那种国民性格：“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