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但是往往会说，如果说物质上得到富足的话这个民族的精神一定会迷失。
邱震海：这不是必然的。就像你一个聪明的人，智商很高的人并见得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人。很多人说聪明就是优秀，错了。我在德国留学我知道，德国人智商多高啊，德国人为世界贡献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科学家，但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发起的？就是一个智商高的民族并不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会成为一个文明民族。一个智商的人，优秀的人，并不一定必然会成为一个文明之师。同样这里面不是划等号的，你物质丰裕了并不一定会走向精神成熟。物质丰裕了也并不一定走向精神迷茫。这个中间有很多前提，今天我们可能就处于这些前提。我们物质基本解决了，温饱解决了，可能初步富裕也解决了，有些朋友暴富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后来我们到底是走向成熟还是走向不成熟？还是走向未来的，更加地茫然，我们与世界、西方到底怎么处理关系，我们与自己，我们就处在这个茫然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争论是没有必要的，语言暴力，思想暴力更是要避免地。但是冷静地来讨论目前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精英阶层，乃至普通老百姓，乃至权力的决策者，他的很多的盲点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胡锡进：中国没几个人想退回到毛泽东时代
主持人：那胡老师您怎么看待邱老师这三个现代化？
胡锡进：我大体同意，我也觉得这一个国家的物质成熟非常重要。没有物质成熟其他都谈不上。就是物质丰富，一个国家人民在挨饿，衣食住行都保证不了的话，这时候让他们去谈什么思想，谈什么制度。我在很多国家，比如像当时我在南斯拉夫当过常驻记者，南斯拉夫曾经是个非常文明的国家。他们给我讲述了南斯拉夫那个国家当时是多么多么文明。可是我去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南斯拉夫，为什么？我去的时候南斯拉夫在遭受制裁，人均工资只有几十个美元，比中国人还穷。我看到那就是，上公共汽车抢座，因为大家都不开车了。上火车从窗户往里爬。然后战争的时候，互相割脑袋，挖耳朵，挖眼睛，什么事都出来了。就是环境变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物质文明非常重要的。物质以后确实制度建设，你没有一个物质做基础制度根本做不了。像中国现在我也同意转型，就是中国现在制度建设还没有完成，我同意。另外制度建设完了以后，精神建设会更有根基，这个我也大致同意。但是有一点我想说，就是关于精神建设，关于思想建设，它是一个交叉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错综交叉的。比如我们的这种精神，就是精神跟一个民族，无论是民族或者个体，它的眼界非常重要，它的经历非常重要。
比如我们的思想，不是说我们把一个伤口给扒开，我们看来看去，然后我们反复反思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在你往前走的过程中，跟你后来的经历不断进行对比，你这时候才能产生真正地反思。有的时候这种思想的资源就是时间，就是空间，就是你走了更远的路，这就是你的思想资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地见识，那么对一个民族来说更多地见识是什么？我们个人来说可以走得更远做更多的事情，那一个民族见识是什么呢？那就是它得往前走，它得站到人类发展相对比较前沿的位置，它越往前走，它就越会有更多地见识。当然并不是说一个国家他发展了，制度建设也好了，精神也更加强大了，它就能够避免犯错误，这也未必。因为我觉得很多国家犯错误跟它走到了比较前沿的位置有关系。它走到了一个比较前沿的位置，到了那个位置时候该怎么做。
主持人：就是没有前面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