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民主政治培养了一批职业政客，那是让人所不耻的。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是能够知所进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在商人士，他在在商言商，在学言学，在兵言兵之余，他都有一种对政治做一种忠人之事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参与感，或者使命感，他都有这么一种精神。这是在他的专业主义之外的另外一种社会的承担。首先我肯定在商必须要言商，因为在商不言商的商人肯定不是好商人。但是只在商言商，那这个商人就缺乏了一种，我们说社会承担，社会责任感。所以你看现在西方大企业都讲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一个社会责任感，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自己本人你怎么去完成你的社会责任感。包括你的企业怎么去完成你的社会责任感，可能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可能现在还没到这个阶段。一，他的财富积累，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道路这个阶段，他还没思考到。所以你看我们的裸捐文化，我们的慈善文化还不是那么发达。第二，可能我们很多的政治和法律的框架还没有到那个阶段，让企业家能够出来参与政治，说不定你参与政治你钱也赚不成了。或者也许和政治结合的过紧，你能够钱赚的更多。从某种程度说，去年我在凤凰网采访，除了主持柳传志还有王健林，王健林已经已经被定为中国首富了。当然我跟他不是太熟，但是我只是看公开媒体上的报道，他就说一个企业家跟政府走得太近是不行的。一个企业家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远离政治，但是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对政府的敏感，我认为从长远来说也是不行，但是我更倾向于善意的，大家解读成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主持人：那胡老师。
胡锡进：我认为在商言商是对的，在商言政要非常谨慎。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规律，这不光是中国，那么全世界的大公司他们都是尽可能远离政治。他们是参与社会公益，也是一种政治方式，但这个参与政治对抗，他们都是避免的。形成这样的规律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在中国我们非常缺企业家。企业家也应当是中国民族之魂，而且是中国能够产生对世界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中坚部分。我们核心竞争力需要有企业，企业就得有企业家。中国最缺的是优秀的企业家，中国可不缺舆论上的领袖，政治舆论领袖中国不缺，有的是。是中国非常缺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我觉得企业家有足够多的事情让他们做，好好把他们的企业做好。企业报国，用企业推动国家的前进，参与公益事业这是他们的正途。
如果说他们变成政治舆论领袖，我觉得跟他们的身份是不相符的。而且我觉得他们未必有这种，因为日常地参与，不断地参与对抗性的政治，参与政治当中，他们未必，一个是有这样的精力，也未必有这样的经验。这个还是挺难做的一件事情。由于他们有很大的民望，实际上很多社会上的政治力量，有政治斗争，因为中国存在一些斗争因素，很多人都希望把他们的民望给拉过来，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来利用他们的这些东西来实现一些政治利益，我觉得对此他们应该有一些谨慎和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