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李嘉诚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全力发展与大陆高层的关系，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坐落于东长安街1号、拥有了亚洲最大商业建筑群的“东方广场”项目，因为如此规模的大项目，没有高层的支持与授予是很难做成的。我们看到，李嘉诚随后开始加紧组建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并大举介入房地产开发、能源建设等领域。
由此我们发现，不论是大陆还是香港，李嘉诚的投资似乎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的，李嘉诚一直强调的所谓“安全”，其实就是一种“垄断”，因为在市场中，只有“垄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其投资的最大安全，而垄断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与高层的关系，而发展与高层的关系则需要准确把握高层的政治经济发展导向。
新一届政府旨在打破行业的垄断格局，全面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活力，这一点其实是与李嘉诚家族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悖的，因为这样的经济环境无法为李嘉诚提供他所谓的“安全”投资环境，“撤资”也就在所难免了。无论是香港和内地，李嘉诚是找不到之前的那种“安全”的感觉了，体现在细节上，就比如他跟梁振英之间的“矛盾”上。当年李嘉诚就曾经和赌王何鸿燊说过，如果梁振英当选，他将会撤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