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到此，便带出这样一个沉重话题：自宋朝以来每逢领土问题谈判，中国总是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胜也割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说这主要是当政者天朝上国虚荣心作怪，有人说是当政者昏庸无能；也有人认定这是民族秉性之过……前述几点诚然不无道理，但皆未点到问题的要害上！

那么，问题的要害在哪里？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这就是：问题出在传统政治文化上。自秦始皇以来一直浸淫在专制文化和小农经济文化之中的华夏大地，两千多年间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特征，就是权力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最高统治者历来把皇权、政权当成是私家财产和不容动摇、不可觊觎的神器。所以每当遇到领土问题的谈判，最高统治者和当政集团首先考虑的并非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而是朝廷小集团的根本利益！换言之，与朝廷的安危、江山的稳固、小集团的利益相比，领土的得失永远是次要的。这一点上，至今仍被无数国人奉为“国父”及“伟大的爱国者”的孙中山及他们的同志们也不例外。下面试举两例：

为取得日本政府支持推翻北洋政府，孙中山先是与日本签订了一个与中日“二十一条”内容相近的《中日盟约》。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等等；之后，为取得苏俄援助，又在1923年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声明。其中一条是“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