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化进程到达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社会实现了有序管理后，黑社会就会遭到打击。像青岛警方这次能重拳打击聂磊团伙，就是响应公安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号召，学习了重庆的打黑经验，下决心铲除了这个黑社会集团。

环球人物杂志：全世界都有黑社会，也都存在警匪勾结的现象，中国的警匪勾结又有哪些特殊的生存土壤？

王顺安：首先，中国的城市化属于后发型、赶超型，即起步较晚、发展较快。这样，不仅无法回避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还因为发展速度快导致矛盾叠加，这就形成了黑社会产生的大环境。

其次，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暴发户等，其中一些人价值感不强，敢于搏命。这些人构成了黑社会组织的基础。

第三，中国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农业社会，所以即便在城市，也有很厚重的农业社会文化。这种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愿意拉帮结派，需要在组织中寻找认同感，黑社会自然产生了。

第四，我国社会的一些官本位现象比较严重，官方权力很大，黑社会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更希望能在官方找到靠山，作为执法系统的公安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第五，我国的警察待遇较低，容易被收买。虽然我们讲究道德、自律、党性这些基本原则，但也有一些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经不住诱惑。

环球人物杂志：该怎么治理警匪勾结现象？

王顺安：黑社会的规模越大、警匪勾结的程度越深，铲除它的难度就越大。所以，提前预防、打击苗头才是最好的办法。另外，要大力宣传打黑成果，让人们知道，红色社会是最不能容忍黑恶势力存在的。

最终，还是应该建立起一套警察监督管理制度，以及提高警察的待遇，让他们安心执法。同时，必要时还应该出台警察的财产申报制度，对其家庭成员在娱乐场所等地方任职给予限制。只有控制权力、制约权力，才能让权力免于受到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