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示总参重新评估苏联究竟有否可能发动突袭。总参在报告中表示，苏联发动突袭的“可能性不很大”。其他高级助理却告诉他，苏联在历史上向来有对敌国发动突袭的前科，苏联在上年入侵捷克就是例证。稍后，他对情势的演变趋向作出了悲观的估计。恰恰这时之后，美国修改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条例，启动了缓和美中紧张关系的过程。７月，尼克松总统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向北京转达他的观念，即“美国不应该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安排”。

事态发展迫使北京体会到了莫斯科“核讹诈”的巨大压力。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闪烁其辞地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将不排除发动核突袭。苏联外交官则轮番地接近美国智库人士，尝试就美国对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的反应进行摸底。８月２７日，外电报导，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９月１６日，一位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间新闻》上发出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核突袭的试探性的警告。

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曾经指出，就美国同互相对峙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而论，与中国结盟是个稳妥的战略，因为“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伙伴中，最好是同其中的弱者而不是强者结盟”(来自海权理论）。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将此观念运用于如何对待稍后发生的中苏核危机。

早在苏联驻美国大使于８月２０日奉命紧急约见基辛格，探询美国对苏中两国发生战争的立场之后，尼克松总统已经表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为中国可以牵制西方最大的敌人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核袭击。随后，美国通过各种途径，或者向中国间接警示莫斯科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的威胁，或者向苏联直接表示反对向中国发动核打击，理由是随之产生的核污染将危及美国驻亚洲的２５万军队的安全。随着苏中核对峙日趋升级，核大战一触即发，美国觉得有必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介入两国纷争，否则，不足以遏阻这场迫在眉睫的人类浩劫。于是，美国直接付诸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实施军事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