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说《一碗阳春面》的后半部分是讲那寡妇的三个孩子终于都长大成人，考上了大学、找到了工作，也结束了贫困的生活。面店的伙计在目睹了一个家庭的变化的同时也见证了日本的复兴。从内容来看，这小说大概写于60年代，日本已经重新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有能力在东京举办奥运会了。而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中国饿死了几百万人。我不想在这里如同祥林嫂般再重复讲述60年代的中国历史，只是觉得在历史的偶然性中藏着太多的必然性，我宁愿那时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是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而不是其他，也希望“文化大革命”只是“史无前例”的事件而不会是中华民族的宿命。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人从打开的国门里看到了日本这个亚洲邻邦强大的经济力量。那时日本的商品如同潮水般涌进中国，首先享受到这些现代化产品的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而我相信更为日本的经济力量感到震撼的是中国的企业家们。以下是蒋子龙在1979年发表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一段话：

“日本日立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这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当时已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世界产值的十分之一。中国人民因此才有了追赶世界经济发展步伐的紧迫感，以往用于自相残杀的热情全都用在了经济建设上。

因此我们这代人走的是一条看上去比较健康的、没有多少曲折的成长之路，我们的学生时代得以坐在教室里，和日本的孩子们一样努力读书，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希望。但和日本的情况不同的是，我们的老师并没有成为社会地位最高的人，经常受学生和校领导欺负的教师似乎是地位最低的知识分子（一些老师这样和我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