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一直抗议美国“插手”亚太事务,尤其是在有争议的东海与南海问题,但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的话当回事。
马勇:对。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是有点影响的,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果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也不可能。但是中国太大了,很快就又转身睡着了。蒋廷黻在说到这一段时,就很痛心,说中国白白耽误了二十年光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因为搞洋务运动,确实有所发展,然后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也是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开始是自卑,之后就独善其身了,只发展自己。
甲午战争确实是把中国彻底打醒了,但同时又导致中国出现了激进主义。这个激进主义就是彻底的西化思想,这在康有为、梁启超身上,特别是谭嗣同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甲午战争如果不发生,中国很可能会保持一种自信,慢慢地消化西方文明。但是,甲午战争打完之后,中国就再也不能从容地消化西方文明了。维新运动准备了三年,但康有为又觉得太慢了,认为保守主义力量太强,要把保守主义力量干掉,于是发生了戊戌政变。戊戌政变之后,民族主义开始崛起,中国开始觉得西方国家都不是好东西。进入20世纪,中国一直沿着革命、改良、共和、国体变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激进的轨道往前走。严复一直期待中国能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学习西方,从容地改变,但这不可能了。
日元上印的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日本著名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
甲午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视角观察它。
中国只有充分吸纳西方文明,才能建立一个新文明
金若木:对于甲午战败的教训,刘亚洲在接受《参考消息》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