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有人还想给他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他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他时，他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晚年的刘伯承生活笼罩着如此巨大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他并没有消沉，他深信党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如同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样，不可能完全平直顺畅。

　　《忆刘帅》一文的作者李普曾这样描述：“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刘伯承在一场所谓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军事学院。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他的。这年5月下旬到7月下旬，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他本已请了病假，仍被召到北京会场接受批判、做检讨。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对刘伯承从苏联回国以来的一生算了一笔总账。我不是目击者，又找不到公开发表的文字以资引述，所以只得从略……”

　　刘伯承没有怨言，没有牢骚，泰然处之。他深信党和人民是公正的。

　　刘伯承没有受到加重的处分。

　　刘伯承受到错误批判，陈毅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中南海怀仁堂，作检讨的刘帅一出现在主席台，全场一千多位将军齐刷刷起立、敬礼，掌声经久不息

　　说到1958年，刘伯承还有一段趣闻。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在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正在上海治病疗养的刘伯承被通知到会做检查。他思绪万千，夜不成寐。左眼疾愈加严重，到京时已成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赶到北京医院，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