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时国内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抛开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千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所谓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林彪在会议上讲话，若有所指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我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的指责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针对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针对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工作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教条主义时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病中的刘伯承尚未完全了解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

　　在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后来，汪荣华回忆刘伯承这段境遇时说：

　　到1957年春天，我见他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他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刘伯承。这之后不久，他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他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

　　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伯承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他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视力。多么不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