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工作作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自己在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求，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9月13日，南京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外地治疗，未能出席大会。钟期光满怀深情地称颂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说：“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他特别关心并指导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