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