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共产党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共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都是它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地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一党制的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宝马撞人案。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制。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的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的看法和情绪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