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上述理论同样适用于曾几何时饱受汶川地震之痛的中国，回眸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汶川地震的捐款数额，我却赫然发现偏狭局限的绝非中国人对民族感情的维系和对中菲紧张关系的审视，而是许多曾经并不“慷慨”的国家竟在今朝妄自向中国人说教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这其中反讽的意味委实令我哭笑不得。

且看图中各国政府对中国汶川地震的救助捐款数额，其中英国捐款折合人民币1360万元、澳大利亚捐款660万元，与香港《南华早报》所报导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分别向菲律宾承诺提供960万美元和938万美元的捐款数额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而眼下对菲律宾提供2000万美元救助的美国当年却仅仅向中国汶川地震救助折合人民币350万元。

（援助汶川地震的外国政府榜单：美国与老挝旗鼓相当，菲律宾不见踪影）

在这份榜单的下半区中与财力极为有限的亚洲小国老挝并列；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是纵然坦桑尼亚乃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坦桑尼亚仍“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地为中国汶川捐款4万元，经济状况要远比坦桑尼亚为优的菲律宾却近乎一毛不拔，整份各国政府为汶川地震捐款的名单中根本没有关于菲律宾政府任何的捐款纪录。

平心而论，且撇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14日表示向菲律宾灾区人民提供价值1000万元人道主义救灾物资的承诺不议，中国能在300万同胞仍然受灾于台风“海燕”的当下，在分身乏术之际给汶川地震中对中国灾区人民视若无睹的菲律宾提供10万美元的援助又有什么羞耻和惭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