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
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镕基听了大为恼火:“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呀!”
但是除了向属下官员呼吁恳求动之以情,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五年以后本届任期将满之时,他仍然认为“农民负担太重”是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痛感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官员集团的道德戒律和良心发现,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弊端。
这一年,朱镕基遇到的情形也挺怪。接任总理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能力,有个性,胸怀大志,不肯随波逐流,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间又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后要做什么,应该比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更加得心应手。
可是不然。朱镕基当时以为,只要他的政策符合民心,也就当然地能够获得干部的支持。以他多年所接受的党的教育来衡量,这种判断理所当然,他要求属下官员把“讲真话”作为守则,还对几百个记者表示他是不会惧怕前边的“地雷阵”的。
可是朱镕基却没有想到,他面前的最大的“地雷阵”不是别的,正是官员队伍。